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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(jiézhì)目前 文章作(zuò)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 6月8日，一篇文章引发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关注，在(zài)公众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(xīn)发现的秦朝石刻，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(kūnlúnshān)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 这篇(zhèpiān)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，作者为(wèi)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。文章公布的石刻，位于青海省玛多县海拔(hǎibá)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，为一处(yīchù)露天玄武岩。 相比于实证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，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(zài)两千多年后被发现，此事本身便极具(jíjù)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，这一黄河源(yuán)石刻是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，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，意义十分重大。 然而，消息一经披露，质疑随之(suízhī)涌来(lái)，部分学者和公众对石刻的真实性表示(biǎoshì)怀疑，但古文字学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 有(yǒu)学者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近两年，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多(duō)次专家研讨会(yántǎohuì)，包括考古、古文字等多领域专家与会，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后形成的结论。 众说纷纭之下，截至目前(mùqián)，文章作者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。 黄河(huánghé)源石刻。来源：光明文化记忆 据发表的文章和图片，此处摩崖石刻(shíkè)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，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，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(yánzhòng)，下方(xiàfāng)有多处残损剥落。 作者辨认出37字，分12行，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(shìdú)如下（□内为(wèi)推测文字，□为无法识读的字）： 刻文大意为：秦始皇廿六年，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(shuàilǐng)一些方士，乘车(chéngchē)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(dàodá)此地（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），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（到达此行的终点）。 这篇文字蕴含颇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，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，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(zhēngsòng)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（指地理位置），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(tǒngyī)中国后，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，补全了文献记载(jìzǎi)的缺失。 文章表示，昆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(de)地位，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，是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，因此(yīncǐ)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，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(qūyù)，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(xiānqín)文献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 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(píngān)对(duì)(duì)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除了有(yǒu)几个残泐（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）的(de)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(kōngjiān)外，作者释字是基本可靠的。这件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的秦篆文字，秦篆传世和考古发现都很多，所以并不难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(dào)秦代都在使用，汉代以后也可以袭用，时间跨度较大，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提供直接帮助。 该(gāi)消息一经披露，引发考古、文物(wénwù)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学者关注，部分学者提出质疑，认为有造假嫌疑。 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历史(lìshǐ)学系教授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真实性表示质疑，发布在影响力(yǐngxiǎnglì)颇大的微信公众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，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>》，清楚全面(quánmiàn)地表述自己的看法。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(jiàoshòu)刘宗迪质疑称，如果秦朝已经知道(zhīdào)黄河源的位置，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，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西汉反而不知道了(le)？ 也有公众提出疑问：秦朝西部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(fùjìn)，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之外，秦使为何能够前往(qiánwǎng)？秦汉考古(kǎogǔ)学者(zhě)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说，秦朝国境北部以长城、东部以大海为界，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，西北地区发现(fāxiàn)的秦文化遗址，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 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，这块石刻的(de)存在两年前已经为学界(xuéjiè)所知，这两年开过几次研讨会，仝涛邀请过他，但他年岁已高，没有前往(qiánwǎng)高原参会。他们多次(duōcì)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，也有古文字学者去现场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(le)多学科的论证，不是作者自己拍脑门写出来的。”他说。 实际上，摩崖石刻的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(guāngliáng)。2023年，侯光良出版《昆仑(kūnlún)上下：青海的史前文化(wénhuà)》一书，书中(zhōng)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，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，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(cǎiyào)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”等关键文字。 侯光良近日在朋友圈(péngyǒuquān)对仝涛的文章作了回应，他(tā)称由于“皇字石刻”关系重大，自己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(gāi)石刻为古代文物，不存在伪造(wěizào)，且该石刻是国家行为，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代为元代或清代，很可能是1280年，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(zhāotǎo)使(shǐ)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在于，他将“己卯(jǐmǎo)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，而仝涛和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 在回应《南方周末》时，侯光良承认，当时做出“元代(yuándài)或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(qiǎnbó)，还(hái)缺乏认识，后期还需要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自己正在三江(sānjiāng)源野外考察，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，不便多回应。 “昆仑石刻”线描图。来源：光明(guāngmíng)文化记忆 “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(cuò)” 值得(zhíde)关注的是石刻(shíkè)中“昆陯”两字的特殊写法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断代信号。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zhōngxīn)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，“昆陯(lún)”是(shì)里耶秦简中的(de)写法，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，且只此(cǐ)一例，他(tā)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发现并巧妙地用于刻石，“（如果是造假）这学术素养也实在令人称奇”。 谈及对这方石刻(shíkè)的判断，刘钊认为，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(zì)(zì)时代特征明显，风格统一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如“皇”字上部从“白”，“大夫(dàifū)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手臂下(xià)，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(tóu)，“以”字的写法，“己”字下部右曳，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，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，“此(cǐ)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，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 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的古文字学分析：“‘大夫’二字(èrzì)为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；昆仑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，写作‘陯’，这些(zhèxiē)特征(tèzhēng)都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 刘钊(liúzhāo)认为，所谓风格统一，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，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(dé)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(wānqū)的向上拱起状，在(zài)“皇”字、“里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，在没有(méiyǒu)相同范本的情况(qíngkuàng)下，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，且能保证结体不误，风格统一，恐怕连专业者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 另一个(yígè)存疑的焦点在于(zàiyú)石刻文字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？质疑者认为，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。 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，即秦统一六国、建立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(kēxuéshǐ)高等研究院院长(yuànzhǎng)曲安京撰文指出，根据其对《颛顼历》的研究，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不存在己卯日，“石刻上记录(jìlù)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，无论如何无法(wúfǎ)与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的看法是：“铭刻真，不必怀疑(huáiyí)。”他认为，部分释文可以再讨论。由于石刻文字(zì)本身的残损漫漶，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(nián)(nián)”的几个字，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，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年”，或者为“卅(sà)六（或七）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，三月正有(zhèngyǒu)己卯(jǐmǎo)。卅六年，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，已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，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，正合于其时心态。”他说。 赵平安认为，历法问题本身很复杂，即使历法不合，也不能(bùnéng)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(zài)秦汉简帛中，这样的例子已经有不少，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(jiǎndān)，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 黄河源石刻。来源(láiyuán)：光明文化记忆 据历史记载，自(zì)公元前219年(nián)至公元前211年，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，分别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琊台，河北碣石，浙江会稽立下(lìxià)七大刻石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，均属秦小篆作品。刻石原物(yuánwù)几乎(jīhū)都已毁坏湮灭，仅存传世摹本(móběn)和翻刻本。现存于世的，只有山东岱庙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，均残断严重，文字漫漶。 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年间遗物，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(de)秦代刻石(kèshí)，且最为完整的一处。 “昆仑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：从文物本体角度，该石刻是否为秦朝(qíncháo)文物，且与秦始皇有关历史有密切(mìqiè)关联？从文本角度，石刻内容是否有望确证(quèzhèng)古文献中的“昆仑山”所在？ 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提出了自己(zìjǐ)的(de)观察(guānchá)角度。他看过(kànguò)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，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，从字口、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，该(gāi)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”特征，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 “仔细观察可见，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，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。此外，刻字之后岩面(yánmiàn)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，这些(zhèxiē)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(shuō)明，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(xīnwénzhōukān)》说。 他表示，关于刻字风化程度(chéngdù)，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，然而，若参考全国(quánguó)各地的汉代(hàndài)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，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，侯光良(guāngliáng)教授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(tèzhēng)，我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 而从文本角度，对于“昆仑山(kūnlúnshān)”的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 仝涛在文中指出，秦代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.37公里，从石刻地点向西行60公里，正是今天“星宿海”的位置(wèizhì)。而历史(lìshǐ)上，星宿海一直被认为是黄河(huánghé)源头所在。故而，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，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(kūnlúnshān)”。 对于这个结论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谨慎表示，依据刻石(kèshí)确证昆仑山位置，此事为时尚早。“石刻的性质应与今日(jīnrì)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。至于(zhìyú)铭文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，并未表明(biǎomíng)终点，也未表明是昆仑山，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(dì)。” 秦汉考古学(kǎogǔxué)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，秦朝时认定昆仑山在(zài)黄河源区域，有一定的道理，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(qí)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 清华大学历史系(lìshǐxì)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(mìshūzhǎng)赵(zhào)平安表示(biǎoshì)，仝涛的(de)文章重点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，阐述它的价值，对发现过程并没有(méiyǒu)作详细交代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如何、风化情况如何、文字是用什么工具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了解。 “这么重要的(de)发现，‘证真’‘做实’是头等必要的。”他(tā)说，“为了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(pànduàn)，组织多学科专业团队，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。” 据澎湃新闻报道，一位接近黄河(huánghé)源发现团队的人士介绍，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(guò)一个较为漫长、复杂(fùzá)的过程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，如字形字义、秦代历法、经行(jīngxíng)路线以及(yǐjí)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的特殊性等，研究者都已进行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，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(wénxiàn)和考古出土材料，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，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 “我个人觉得(juéde)，造这样一个假对学者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“我觉得仝涛应该(yīnggāi)心里有数，因为开(kāi)了几次会，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 关于该石刻的论证过程，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(shàngwèi)进一步公开解释。